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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借贷纠纷案件，一般需要提供借条和转账记录两样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，缺一不可。但是现实中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较强的法律意识，在出借款项时能够保留完备的证据，有时候会出现现金交易的情况，因此可能只有借条没有转账记录，这个时候钱还能要回来么？
通常来说，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，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，民间借贷合同是实践性合同，出借人要证明民间借贷合同成立与生效，除借条这一直接证据外，还要证明其确已支付了借款，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应当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条件。故出借人如仅提供了借条，没有提供转账凭证，借款人很有可能以借款尚未交付来抗辩。
本文通过以下案例来说明。
案情简介
2017年7月26日，王某给赵某出具8万元借条一份，赵某称系现金交付。2017年8月14日，赵某交付王某1万元，并通过微信分三笔转账给王某2万元。王某已偿还赵某2万元。赵某起诉要求王某偿还借款本金9万元及利息。王某答辩称8万元的借条并未实际交付款项，仅愿意偿还1万元。
审理过程
一审法院认为：民间借贷纠纷，借条虽作为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之一，但并非唯一证据，对于债务人提出的合理异议的借款，出借人还需证明已按约定将借款实际交付借款人，否则不足以证明借贷合意和借贷事实已经真实发生。赵某与王某于2017年7月26日签订的借条，虽系王某本人所出具，但王某否认实际收到借款8万元，关于是否实际给付该借款，赵某并无转账凭证、现金收条等证据予以证明，且未能作出合理说明，赵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，故赵某基于该借条主张王某偿还8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，不予支持。
二审法院认为：赵某在一审中只提供王某出具的借条一份，其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出借款项的来源是“我有一个哥哥向我借款40万元，还给我10万元现金，我将其中8万元借给了被告”，给付地点是“在某蛋糕店二楼，只有我与被告”，而在二审中陈述出借款项来源为“2017年7月25日、26日在其农业银行卡中分别取款5万元，交付王某8万元现金”，给付地点“在被上诉人学校电影院附近”，在庭审后赵某又称“由于其记错了，是在某蛋糕店给付的现金”。且对于出借款的用途，赵某主张该款项是用于联系工程的活动资金，而王某主张是赵某不相信第三人，所以让王某打借条。从双方当事人上述陈述来看，双方之间对本案诉争的8万元并无借贷的合意。由于赵某对于出借款项来源、交付地点在一、二审中的陈述也不一致，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其向王某实际交付借款，赵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二审驳回上诉，维持了原判决。
再审：赵某提交了其与王某微信聊天记录，其中2018年6月23日双方微信沟通时，王某称“我还是相信你，所以说我也是着急，赶紧把你的钱还上”，上述内容能够证明王某有偿还赵某借款的意思表示，且从2018年9月4日赵某微信中对王某说“那个当时我给你拿钱的时候我是给你拿的，我也不是给别人拿的，当时咱俩唠的挺明白的，你给我打的条，这钱我找别人要不着，我只能找你要，你看看你这个钱什么时候给我，你给我个日子”的内容，能够看出赵某明确向王某主张权利，而王某并没有拒绝赵某要求其还钱的主张，也未否认欠付赵某借款的事实，而王某的职业为所在单位财会人员，应清楚为他人出具借条行为的法律后果，对于出具借条较常人更加谨慎，且借条出具后，在赵某向其主张权利前，并未向赵某索回借条，也未申请撤销该借条，应认定赵某向王某交付借条所涉8万元具有高度可能性。因此，赵某再审期间提交的证据能够印证赵某实际交付了借条所涉现金8万元，王某应偿还借条所涉的现金8万元。
律师评议
本案的三个阶段的判决，法院的观点截然不同，一审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资金交付事实，二审法院认为没有形成借贷合意，再审法院认为能够认定交付了借款，应当偿还。
出现上述的情况，是因为在再审阶段出现了新的证据，能够动摇法官的内心确信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中第十五条提到：“原告仅依据借据、收据、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，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的，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。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，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存续承担举证责任。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的，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、款项交付、当事人的经济能力、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、交易习惯、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，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。”
上述判断标准主观性较大，很大程度上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，所以在仅有借条，没有转账凭证的案件中，出借人也要尽可能地搜集已经交付借款的间接证据，如聊天记录、电话录音、取现金记录、款项交付地点的监控等，以达到能够动摇法官内心确信的效果。
律师提醒
在借钱给他人时，尽可能选择银行转账这类可以留下凭证的转账方式，并保存好能够证明借贷合意的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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