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，存款准备金和基准利率的关系

银行体系在现代经济运行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。国家经常通过银行体系来调控整个社会的信用规模和经济冷热。其中，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基准利率是两个最重要的政策工具。存款准备金制度主要涉及资金的量，而基准利率调整的是资金的价格，通过量和价两个维度的调节，国家也因此拥有了调控信用规模和经济冷热的能力。

如果我们将经济体运行看作农田，那么银行体系就是一个巨型的水利工程。央行是巨大的水库，其发行的法定货币就是水库里的水，商业银行则是途中大大小小的送水站，直接影响信贷规模和经济冷热；存款准备金和基准利率就是这个水利工程的两个大闸门，闸门开关的效果都会快速反映到经济运行的农田中。

存款准备金制度下的货币扩张机制

存款准备金，是银行为了应付储户提现的需求留存在央行的一部分现金。留存的金额占存款总额的比例就叫作“存款准备金率”。1 7世纪末，瑞典银行首次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立法，之后各国逐渐效仿。到20世纪初之后，对存款准备金的调节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这个制度的重要性在于，存款准备金率的微小变化，通过银行体系的循环，会引起社会信贷规模的巨大变化。所以调节存款准备金率，就像控制水库闸门一样，会影响全社会的信用规模。

著名历史学家尼尔·弗格森（Niall Ferguson）在他的《货币崛起》一书中，用哈佛大学MBA（工商管理硕士）学生的一个课堂游戏来讲解存款准备金和信贷扩张之间的关系。游戏很简单：一个学生充当央行发行100美元，作为咨询费付给教授；教授将这笔钱存在由另一个学生充当的A银行处；假设央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0%，且所有银行都非常激进，希望多放款，那么A银行必须将10美元存在央行，剩下90美元则会放贷出去；客户获得贷款后将钱存在由第三个学生充当的B银行处，B银行同样按照10%的存款准备金率存9美元在央行，将剩下的81美元贷出去……两次之后，教授要求学生们计算现在社会上的货币增量。

央行投放的货币量是100美元，也就是平时说的“基础货币”，但是经过两次放贷后，全社会流通的现金和银行存款变成了271（100+90+81=271）美元。换句话说，只经过两轮放贷，货币供应量就增加了2倍多。这个放贷过程继续下去，最后的狭义货币（M1，即现金加活期存款）会达到1000美元。这意味着，货币增量是基础货币投放量的10倍，而这个数字恰好是存款准备金率10%的倒数——这个数字叫作简单货币乘数，表示由存款准备金引起的基础货币变动的倍数。

明白了上面的逻辑，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率调节信贷规模、影响经济运行的原理就很容易理解了：假设我们现在将10%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到9%，那么，简单货币乘数会变成11.11，也就是说，100美元的基础货币投放会导致货币供应量M1达到1111美元。相反，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到11%，那么简单货币乘数马上下降到9.09，同样100美元的基础货币投放，货币供应量M1会降到909美元。所以，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，央行很容易就控制了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，对经济实施“宽松”或者“紧缩”的干预政策。

当然，以上货币扩张和收缩的实现需要借助两个很强的假设：靠前，银行不愿意持有任何超额准备金；第二，所有获得贷款的机构（人）都不持有现金，而是将贷款完全转成存款。在现实世界里，这两个假设经常会被打破，所以货币扩张的情况要复杂很多。

比如，在刚才的游戏里，A银行认为经济形势不好，贷款有风险，缴完法定存款准备金后决定只贷款50美元，剩下的40美元作为自己的超额准备金……如果每个银行都决定持有一定比例的超额准备金，很明显，货币扩张的倍数就会减小。如果客户从A银行贷到90美元后，在短期内有较多的生产或消费需求，决定持有现金，不将这部分资金存入银行，那么B银行就收不到新的存款，整个存款创造的过程也会被中断。

这意味着，并不是只有中央银行影响货币供应的水平，银行、企业，甚至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货币的供给。比如，经济形势不好、市场风险大时，银行就会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，加大自己的超额存款准备金，并导致货币扩张机制萎缩。2008年次贷危机时，美联储实施“量化宽松”政策，也就是通过贷款和大规模购买资产，使其基础资产扩张了377%，但M1的增幅还不到111%，这主要就是银行惜贷，主动加大了自己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导致的。再比如，春节期间企业要发奖金，朋友亲戚之间要发红包，相较于平常月份，社会的现金持有量会大幅上升，因此节假日货币扩张的规模会下降。为了维持一定的货币供应量，春节期间央行会有意识地“放点水”，加大基础货币投放量，维持正常的货币扩张机制。

基准利率：经济冷热的调节器

如果说存款准备金率是用来调节资金量的，那么基准利率则是调节资金价格的。在农业生产中，如果用水成本太高，农民可能就宁可让土地荒芜。如果水量充足且价格低廉，农民可能就愿意多开垦一些荒地，多种一些庄稼。

同样的道理，降低基准利率就是降低资金使用成本、刺激经济，而提高基准利率则是要抑制投资消费行为，给经济降温。比如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美国出现经济过热，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13.5%，美联储在1983——1984年连续加息12次，基准利率从8.5%上调到11.5%，抑制投资消费行为，使通胀率回落到了4%以下。再比如，我国央行为了应对2014年出现的宏观经济下行趋势，从2014年年底到2015年年底，一年内5次降息，将5年以内贷款基准利率从6.00%下调到4.75%，刺激市场投资消费欲望，经济随之在2016年回暖，出现近年来的一个经济“小阳春”。

所以，调节基准利率，就是通过调节资金价格，影响人们的投资消费意愿，从而达到调控经济的目的。这个逻辑本身是自洽的，而银行体系具有杠杆效应，一旦利率调整幅度过大，市场预期被彻底扭转，就可能在相反的方向上形成反馈效应：比如加息的力度过大，经济容易收缩过猛，引起“旱灾”；降息尺度宽了，又可能导致“大水漫灌”，产生资产泡沫。所以，加息、降息的力度和节奏很难把握。

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经历过加息幅度不当导致经济“旱灾”的情形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经济开始“大干快上”，很快就出现过热局面——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%，大米价格涨了1倍，老百姓陷入了恐慌，开始疯狂兑换外汇、囤积商品，市场上的大米、油盐，甚至肥皂都被抢购一空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央行很快连续出台了10多项压缩信贷规模的措施，基准贷款利率更是从1993年的10.8%提高到1995年的13.5%，提高了近30%。加息又快又猛，社会预期突变，导致经济降温的幅度比中央预计的要强烈得多。贷款利率太高，企业不愿意投资贷款，即使已经开工的项目，也宁可丢弃让它烂尾；经济环境不好，贷款风险加大，银行也完全没有了放贷意愿。更严重的是，由于经济环境恶化，大批企业破产，企业贷款都成了银行的烂账、坏账——这就是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“经济硬着陆”。1998——2000年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共2137万，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率达到39%。世界银行称，当时的中国银行业从技术层面看已经破产。

同样，降息力度稍有不慎也容易出问题。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、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，都和过度降息刺激经济的政策有密切关系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为了提振下滑的经济，日本央行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2月，连续5年调低基准利率，将利率从5%下调到2.5%。而同一时期欧美国家平均贷款利率为8%~9%。2.5%的超低利率强烈刺激了日本的投资消费欲望，居民和企业不断加杠杆，房地产价格也开始急速攀升。到1989年，东京银座商业地产的价格达到300万元人民币1平方米，号称东京帝国广场1.15平方英里土地的价格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。为了抑制泡沫，日本政府再次出手，1989年和1990年连续加息5次，基准利率从2.5%升至6%，就像高速路上狂飙的跑车猛然刹车，日本资产泡沫迸裂，地产危机爆发，高杠杆的企业倒闭，个人破产，各大金融机构也被拖下水，日本也从此结束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高增长的神话。

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10多年后的美国又踏入了同样的河流：2001年，在经历了高科技泡沫破灭和“9·11”恐怖袭击后，美国经济陷入衰退。美联储从2002年开始连续11次下调联邦基准利率，到2004年，基准利率逼近1%。这种超低利率水平意味着“借钱即赚钱”，所以美国社会消费投资的欲望大涨。除此之外，小布什政府放宽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条件，让大量低收入人群也能贷款买房。大量缺乏偿还能力和抵押的贷款，即著名的“次级贷款”流入市场。再经过华尔街的各种炫目包装，加上多重杠杆后，这些质量差、风险高的贷款摇身一变成了“高收益的金融创新产品”，闪烁着肥皂泡一样美丽的色彩，被卖到了全世界。随着美国房地产价格不断创出历史新高，次贷产品引发的资产泡沫也越来越大，直到最后破灭。

所以说，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的调控，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。掌握着这两个工具的各国中央银行，也普遍被认为是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核心机构。

思考题

1. 微信和支付宝这些移动支付工具的出现，会不会影响货币扩张的机制？（提示：春节红包你还用现金吗？）

2. 2019年，美联储前主席耶伦（Yellen）在某次谈话中稍微暗示了一下加息的可能性，第二天，美国股市就大幅下挫，连带全球的股市都下挫。你能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吗？